公司传奇30年：它们引领中国经济上路

　　作者：钱蕾

　　编者按

　　如果说，今天的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那么，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起点的1978年注定成为这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启动的伟大转折点。这一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正式跨入了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1978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在所统计的18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75位，绝对处于低收入国家行列。中国是在危机感中痛下决心走改革开放道路的，而这一危机感直接产生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200多年前，中国曾经拥有全世界1/3的人口和1/3的财富。但在世界进入工业化时代后，由于封闭、保守，中国大大地落伍了，上世纪70年代，拥有世界近1/4人口的中国，国民总收入竟不足世界的2%。

　　在国际竞争和国内现状的重压之下，蕴藏已久的工业化动力喷薄而出，发展重化工业成为不可逾越的工业化阶段。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1978年的改革元年，诞生于经济改革发展转折点上的宝钢成为当时建国以来最大的工程立项。可以说,当时的中国需要一个宝钢,建设宝钢是历史的选择。宝钢的高档次产品适应了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石油工业、汽车工业、家电工业、造船工业以及建筑工业等新兴工业的需要，建成宝钢也使我国的钢铁工业有了具有当代水平的产品。

　　由于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共识，1979年初，根据国务院批准的一项计划，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创建蛇口工业区。一家设在香港的、其主要业务是海运代理机构的公司，竟然得到了在为吸引外资而划定的特区内建立一个工业区的实际自主权。这看上去有点奇怪。但更为传奇的是，1987年蛇口工业区实行公司制，成为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由这家公司诞生的招商银行、平安保险和赤湾不但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是领军企业，今天也仍是活跃在资本市场上的中坚企业。

　　蛇口工业区成为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区，第一家按照社会主义市场机制运作的经济实体，第一片更新价值观念、时间观念、人才观念并突破旧的用人制度、分配制度、社会保险制度及企业管理方式的社区。

　　其实，由一家香港公司创建蛇口工业区本身就给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中国内地需要外资，需要能与外资打交道的公司。1980年，香港美心集团董事局主席、现任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的伍沾德先生，幸运地成为内地批准的第一个合资者。由此，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诞生了。而这个合资的内地方是民航北京管理局(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前身)，从那时起，国航似乎就已开始凭借早先引资和重组合作的经验，为现在的崛起打下了基础。今天，国航的市值已达1200多亿元人民币。

　　改革初期，中国内地的外资大多来自香港，这也就让离香港最近的广东受益颇多。1981年，一家在广东惠阳以生产录音磁带的小厂与香港商人合资创办的“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26年后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彩电企业和主流移动通讯产品供应商之一。2007年上半年，TCL的总资产已达到185.8亿元。

　　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地处中国边陲云南玉溪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烟厂的领导褚时健因为看到工人生活待遇低而想到了改革，他从分配制度入手，率先打破了“大锅饭”。褚时健可能没有想到，实行浮动计件工资的方式不仅提高了工人的待遇，还让这棵默默无闻的小草云南玉溪卷烟厂成为了日后大红大紫的红塔集团。现在仅“红塔山”的无形资产在1997年就达到了353亿元，在中国位居榜首。

　　短短五年，以上五个企业带给当时中国在财富上的震撼已无法用具体的数字来形容，其实，它们带给中国的，更多的是关于改革的思索：隐藏在企业脱胎换骨翻天覆地变化背后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基本因素，而制度的创造必须基于现实的物质条件以及大多数人对发展的共识。围绕这个思索，更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尝试去学习去改变去探索，从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财富传奇。1978~1982，中国改革的第一个五年，记住宝钢、招商局、国航、TCL和红塔，是它们引领中国经济上路了。